@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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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拉贡达M45R Rapide
第13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35年6月15日至16日举行。来自英国的两名赛车手兼飞行员Johnny Hindmarsh和Luis Fontés驾驶的4号拉贡达M45R Rapide击败了12号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夺得冠军，终结了阿尔法·罗密欧在勒芒赛道的夺冠势头。值得一提的是，两名车手有着类似的命运，Johnny Hindmarsh在1938年试飞一架Hawker Hurricane战斗机的时候不幸身亡，而Luis Fontés在二战中递送一架Vickers Wellington轰炸机的时候为国捐躯。
另外还有一辆14号M45R Rapide获得了第13名。
拉贡达（Lagonda）是一家来自英国的豪华车辆品牌，成立于1906年，1947年被阿斯顿·马丁收购。M45R Rapide是基于M45的运动版本，M45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采用来自Meadows的直列6缸4.5升引擎。
1934年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
第12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34年6月16日至17日举行，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继续延续他的辉煌，由Luigi Chinetti和Philippe Étancelin驾驶的9号8C 2300 LM获得了冠军。至此，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连续夺得了4届勒芒冠军，当然，这也是8C 2300最后一次获得勒芒冠军。
在1933年，随着被政府接管，阿尔法·罗密欧退出赛车运动，而将其赛车运动外包给一个名叫恩佐·法拉利的人所创立的法拉利车队（直到1938年），当时他还在为阿尔法·罗密欧工作。于是在1934年，阿尔法·罗密欧并没有以厂队身份参加赛车运动。当然，参加勒芒的并非法拉利车队。
1933年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
第11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33年6月17日至18日举行，三辆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包揽前三，其中Raymond Sommer和Tazio Nuvolari驾驶的11号8C 2300跑完了3144.038公里获得冠军（共计233圈，平均时速131.001公里每小时），Luigi Chinetti和Philippe de Gunsburg驾驶的8号8C 2300仅仅落后11号大概9.5秒获得亚军（400米），这是勒芒自从1923年开赛以来，前两名差距最小的一次。由Brian E. Lewis和Tim Rose-Richards驾驶的12号8C 2300则获得季军。
至此，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已经连续三年夺得勒芒冠军。
第三章：自信(CONFIDENCE)
汉密尔顿对于音乐的喜爱是人尽皆知的 我的出生挺普通的。1985年1月7号，我在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的利斯特(Lister)医院出生。我父母当时都喜欢“刘易斯”这个名字。我爸爸自己的中间名叫卡尔，他也把尼古拉斯的中间名叫做卡尔，这又是后话。于是我被叫做刘易斯·卡尔·戴维森·汉密尔顿，戴维森则是来自于爷爷。
斯蒂夫尼奇是政府在二战后建的许多“新城”之一，是一座典型的通勤(commuter)城市。这里不仅有本地和国际的商业设施，还有着良好的铁路和公路网络。这使得这座小城能连通南北英格兰，当然包括南边的伦敦。每天数以千计的人们搭火车往返于斯蒂夫尼奇和伦敦，我爸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英国国家铁路工作，而我的妈妈则在斯蒂夫尼奇的市议会办公室上班。
妈妈在认识爸爸之前就有了两个女儿，萨曼萨和尼古拉。在姐妹俩还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开始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一家人那时住在梨树街(Peartree Way)廉租房里。虽然那里不是什么豪华的富人区，但也绝不是什么治安极差的贫民窟。
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在梨树街尽头的梨树春天幼儿园(Peartree Spring Nursery School)。第二所小学是Peartree Infant and Junior School，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了。中学我去的是John Henry Newman School，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最终我在剑桥艺术与科学学院结束了我的学校时光。当然，这一切不会像现在我说的那么轻松简单，期间当然会有些幸运和不幸的日子。
我课外的兴趣爱好是卡丁车和赛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爱好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周末时间。当然这爱好并不符合一些人的古板思维，他们还认为赛车还是白人的比赛。因为这样，我不太在学校透露自己的兴趣爱好。
虽然我的赛车生涯要到8岁才算得上是正式开始，但赛车从我出生起就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少年时对于赛车的热爱并没有被所有人认可。更可怕的是，我的生涯险些由于学校错认我犯事了而早早终结。
直至今日，这件事我还会难以启齿，因为学校的这个错认几乎毁灭了我对教育系统的信心。但我觉得我需要把人生中一些被误认的事情讲清楚。我是想把曾经不公的事忘掉，但我还是要把这些事情公开的讲出来。
那是2001年1月，16岁的我距离重要的GCSE考试(英国中考)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时在我当时就读的John Henry Newman学校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力事件，一个小学生在学校厕所被大约六个学生欺负。我被指控参与了这次欺凌，踢了这个小学生。然而事实上我当时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在事发前刚刚上完厕所，正等待着下一节课开始。虽然我认识那几个打小学生的学生，但我真的没有参与那场暴力行为。
但很明显，校长并不这么看。他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理有据的告诉我爸妈我犯了什么事。信中还告知他们我和打人的那六位学生一同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敢相信这一切，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我父母解释这件事。我茫然的走在放学路上，一时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离家出走的想法也曾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最终还是回了家。当我爸和继母琳达读完我带回家的那份信时，他们当然表现十分失望，也十分奋怒。不是对我，主要是对校长的不满。但我记得我爸那时还对我说：“恭喜你，你做到了一些我从没做过的事。”我确信我并没有做错事，所以他以为是笑话的一句话反而使我更难过。
我们决定回学校讲个清楚。我的继母琳达，生母和我三人一起去学校找校长理论。然而校长一点都不同情我两位母亲的解释，他依旧坚信我踢了那个小学生，所以开除我学籍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我知道我是无辜的，然而校长看上去一点都不在乎。随后我们写信给教育局、当地议会议员、教育部部长甚至英国总理，然而这些都没有什么帮助，大家仿佛都没有在听我们讲。这些官员有的不想帮，有的没时间帮。我无书可读，我们一家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帮我重回校园。
我感到心烦又沮丧。除了我的家人，好友，迈凯伦和梅赛德斯·奔驰的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像是在对着我干。我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落到此般狼狈的田地。
我们向学校的纪律委员会(Governors’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school)提出上诉，但以失败告终。接着我们又向当地的教育局提出上诉，一群教育局指派的专家们开始考察是不是学校错误处罚了。
从最一开始我就告诉我爹我是无辜的，他也百分百的相信我并竭其所能来证明我的清白。这是我爸非常典型的性格：如果有事错了，他一定会翻遍天涯海角来找出真相。那几周，全家人都在为我的案子而忙碌，去各种地方为我收集上诉的材料，当时总觉得时间要比几周更加漫长。我则由于不能去学校而不得不在家里上家教课来备战中考。我爸在上诉正式受理之前为我的案子做足了功课。他仔细通读了我们收集的所有证据，也听透了所有的目记者口证，因此对我的案子会赢感到充满自信。
在听证会上，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一系列证据的证明下判定我是无辜的，我并没有踢那个小学生。因此学校应该继续让我做为他们的学生回归课堂。 这是2001年4月初，此时大家都以为我会回到学校，继续复习迎考。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学校依旧拒绝我返校。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其他一些由于学校误认而被开除且已经像我一样在教育局上诉成功的学生也无法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学校唯一做出的补偿就是给了我们一人一笔退学助学金(Segregated Tuition)。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GCSE考试之前，所以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好的时机。老爸给我安排了许多替补家教来辅导我的考试，最终考试我也不是在我原来的学校里参加的。不得不承认，错过了几周学校对我的考试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我还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的完成了考试。
我从来都不算是喜欢学校的学生，在这个‘误认’风波后就更不用说了。学校唯一吸引我的或许就是那些朋友们和体育活动了。尽管如此，在被学校开除后，我并不感到快乐。我开始担忧，怕自己之前为自己未来付出的所有努力部将付之东流。为我提拱能加入迈凯伦机会的罗恩·丹尼斯一直就告诉我说“刘易斯，你一定要在学校努力读书。”我平时算不上最好的学生，但也混的过去。但这次被学校开除着实让我担心自己会被迈凯伦开除。
在经历了这么多烦心事后，我们一家人决定是时候搬离斯蒂夫尼奇了。全家人搬到了边上的一座安静的小城填里。现在回想起，我任这闹剧影响到了我在斯蒂夫尼奇的学习生活是有些可惜的。尽管官方已经承认了学校误认了我，但无论是我还是为我忙前忙后的家人们都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方对于误认事件的道歉。也没有人出来向大家保证说如今的学生再也不会遭遇到像是我当时所碰到的倒霉事。
但这次‘误认’中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爸爸没有对于所有证据关心到最小的细节，我很有可能就输了官司。人生也一定从此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这闹剧过后，我还是成功的毕业了。还幸运地去到了剑桥艺术和科学学院(Cambridge art and science college) 继续深造。学校也被人亲切的称呼为猫(CATS)。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十分专业。虽然学校有宿舍，但在我考到驾照能自己开年上学前，我还是每天搭很久的火车去学校。因为我不想放弃家人去和一群陌生人分房住。现在想想，这决定有点不聪明。我应该尝试一下自己独立在外生活的。那时可是有各式各样背景的人，像是富二代或者没那么富足的人。现在我住宿舍的经历里同住的只有和赛车有关的人。
虽然错过了一些经历，但学校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老师也真的很好，总是和学生平等沟通。我也感觉生活变得更充实了，自己也更加看重自已的价值。这让我也变得更开心了。我喜欢上了艺术类课程，但老爸都希望我去读商科。他觉得学商对我赛车生涯会有帮助，而且就算我没能成为车手，商科文凭也能让我找个体面的工作。
然而我不认为我很适合商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考试考的不是很好。我对这些商业课真是一点点兴趣都没有。没有人会对被逼着做的事感兴趣的。我喜欢的是音乐。我不仅弹吉他，我还想练架子鼓。我一直想成为像菲尔·科林斯那样，驾驭所有乐器。音乐才是我的心头好，也是我自己想在大学里学习的课程。然而最终我还是听从了我爸的建议选择了商科和其他一些课。
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学校和剑桥这座城市本身。在去之前，我曾以为到了剑桥我肯定会成为一个懒汉，成为车手的想法根本没有出现在我脑海里过。但当我到了学校，我是真心享受这里的时光。自己也是想去学习更多知识。在我的那几个小班里，即使班上有几个非常聪明的女孩，我还是能成为班里的尖子生。这里激发了我什么都想做好的性格。除了音乐课，我还想读法语。结果这兴趣课成了我最好的一门课。
我想读法语的原因或许和少年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开卡丁车有关。那时我常在法国用法国口音说法语，在意大利用意式口音说意大利语。但我也不知为何，说法语总没有说意大利语那么自信。因此我一直想彻底掌握这门我不擅长的语言。
大学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周本来就只有三天的课。更不用说如果你总是在唯一有课的三天里还必须去参加雷诺方程式的试车。所以我只能像中学一样找家教加课来跟上进度。虽然这导致我每天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校的学习上，但人生第一次，我对期末要参加的考试都充满了信心。
当我在CATS读书的时候，学校乐意给我时间去赛车，去补课。 他们对赛车持开放态度，也不问大多问题。准假的老师们总是“如果这是你要做的，那就去做吧。”的态度。他们从不会说我在赛车上花了太多时间。不仅如此，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我的日程来改课表。
汉密尔顿还曾与如今曼彻斯特联队队员阿什利·杨(图中)一同打过校队足球比赛 平心而论，在斯蒂芙尼奇的学习生活中也是有些好的方面的。我在那里认识了如今在英格兰国家足球队踢球的阿什利·杨。我们当时同年级，还一起在校足球队踢过球。在我印象里，阿什利不仅是个很好的球员，更是一个很好的人。
当时我非常喜欢踢足球。从中场开始踢，常冒着断腿的风险去铲别人脚下的球。我不会去故意犯规，但一旦能铲一个球，我就会冲上去。在绿茵场上我唯一的问题或许就是爱低着头踢球。我带球的时侯总是盯着球，不观察场上状况，这导致球总是会落到别人脚下。我常吐槽我自己花二倍于队友的精力却只换来一半的控球率。但是我不难过，因为我知道自己尽力了。
总体来说，竞争性强的运动都是我的爱。我喜欢能直接上场去玩而不必仔细读规则的运动。当然，赛车是个例外。赛车比赛我还是会学习了解所有规则的。
我在大部分体育项目上都还玩的不错。我参加过校板球，足球，篮球队。还曾代表过学校田径队参加标枪，铁饼和800米跑的比赛。有几次还赢了呢。
弟弟尼古拉斯同样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但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很多时候常常做不到。但他还是会努力去尝试着做。就算跌倒摔痛了，他还是会站起来继续挑战自己。这也一直鼓励着我永不言败。现在有时我也根本不会让着他，想通过这样让他学到有些事不是理所当然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把事情做好，甚至做得比我还好。这也许解释了我为什么常在学习方面强迫他去做到最好吧。
1932年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
第10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32年6月18日至19日举行，拉·萨森赛道被缩减至大约13.5公里，著名的Dunlop Curve, Esses以及Tetre Rouge弯道形成。Raymond Sommer和Luigi Chinetti驾驶的8号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LM以218圈（平均时速123.084公里每小时，总里程2954.038公里）的成绩夺得冠军。Franco Cortese和Giovanni Battista Guidotti驾驶的11号8C 2300LM获得第2名。
Raymond Sommer和Luigi Chinetti 1931年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
1931年6月13日至14日举办了第9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为宾利获得1929年勒芒冠军的“宾利男孩”之一Henry Birkin在宾利退出勒芒之后并没有“随波逐流”，他决定继续参加勒芒，并和英国的贵族Earl Howe（第5代Howe伯爵）驾驶16号阿尔法·罗密欧8C 2300 LM为阿尔法·罗密欧夺得其历史上第一座勒芒冠军奖杯。
8C 2300 LM是8C 2300的运动版本，而8C 2300则是由Vittorio Jano于1931年设计的一款车型，8C的代表8缸的意思，而后面的2300则代表其排量是2.3L，使用了机械增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有一个获得1931年意大利大奖赛的版本，被称为8C 2300 Monza。
其实，这并不是阿尔法·罗密欧第一次参战勒芒，在1930年，Earl Howe和Leslie Callingham就曾经驾驶一辆6C 1750GS参赛，不过，他们只获得了第5名。
获得1931年勒芒冠军的Henry Birkin和Earl Howe 第二章 鼓舞人心的人（Inspirations）
尼古拉斯和刘易斯玩桌球 为了成为一名F1车手，你必须在精神和健康上非常的强壮，能时刻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如果你从未参加过赛车比赛，你是无法想象这能让人有多精疲力尽。有时，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或是精神状态不好，参加比赛就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人人都需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保持动力的方法。
整天的出差、打包装箱拖行李、去赞助商活动、与各式各样的人见面聊天。就这些普通的事情，加在一起就会非常消耗一个人的精力。所以要尝试时刻保持冷静，减少浪费精力的时间。
我有我自己独特的方法来保持精力并增强动力。对我而言，就算我再精疲力竭，需要在F1周末中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或是被各式各样的人缠绕时，只要想到他，我就会立刻充满斗志，把笑容挂回脸上。他就是我的弟弟，尼古拉斯。我还记得我的继母琳达怀着尼古拉斯的时候。我也记得尼古拉斯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会无条件的去坐在他的边上看着他。我曾经向上帝祈祷过能有个弟弟，所以当尼古拉斯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很是高兴。尼古拉斯的出生在我的童年中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依旧如此。
尼古拉斯是个两个月的早产儿。大概在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被诊断出脑瘫。但对我们而言，他没有改变。他依旧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尼古拉斯。他开始行走困难，慢慢的病症影响到了他的全身。但他从不抱怨，他总是微笑着面对所有的状况。
我还记得在尼古拉斯四岁的时候，他要做一个脚腱手术来帮助他行走。这是一场很痛的大手术，医生要切开他的腹股沟和脚踝。那时我只有十一岁，正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卡丁车当中。平时每周都去赛道比赛时，我们都是琳达，尼古拉斯，我爸和我，一家人一起去赛场享受美好时光的。所以当他手术后一被医生准许出院后，尼古拉斯就和我们一起回归赛道了。由于手术后脚上的石膏，他不得不把脚伸的笔笔直的放在身前。手术的这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痛苦的。特别是尼古拉斯，他甚至一度以为拆石膏的医生是想给他截肢。我还记得他那双拆石膏前哭着的眼睛，但事后，微笑还是回到了他的脸上。他有着十分富有感染性和鼓舞人心的微笑。这微笑也教会了我很多，因此在他作为我的最佳粉丝的同时，我也是他最大的粉丝。
我希望在这里写下他的故事不会让他太自负。但如果他确实变得自负起来，我必须要确保他立刻把这些事忘在脑后！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总是快乐和愉悦的。他对我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尊敬。尼古拉斯比我年轻七岁，正因为如此，我有时觉得我需要去教他一些东西，就像我的爸爸对我一般。然而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向他学习。
尼古拉斯现在十五，如果有什么改变了的话，我们变得更亲密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喜欢同一类事情，同一类音乐。当他慢慢长大，能够和他聊聊姑娘也是极好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能一起去夜店派对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到他够去夜店的年龄。那一定会很酷。
能在F1赛季当中能有够长的一段时间在我父母家陪尼古拉斯是很罕见的，但我第一年确实有这么几次。比如，在土耳其站和意大利站之间的那段时间，我回到父母在赫特福德郡的家。天气很好，尼古拉斯也在。我们做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打了一天高尔夫球。尼古拉斯觉得站着保持不动和平衡非常的困难。再加上他是左撇子，这使他挥杆更加艰难了。尼古拉斯常会去尝试做他理论上做不到的事，像是踢足球，打篮球和几乎所有的运动。他只是从不放弃。即使他知道这对他来说几乎不可能，他也总是用百分百的努力去尝试。他对自己的生活投入了许多精力，生活也返还给他了许多令他满足的事情。我知道他有许多事情不能和我做的一样， 他还是会去努力尝试，让我也要做得更好才能打败他。 我爸总是跟他说“永远不要让他轻易取胜” 所以他会一直努力尝试。我很幸运我擅长许多运动，然而这些运动对尼古拉斯都十分困难。不管怎样，他总是能让我脸上挂上笑容（虽然偶尔他也会相当好辩）。他总让我想到我自己！
我常会想如果我是尼古拉斯，我会做什么。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像他这样坚强。他有许多让人值得欣赏的地方。 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会和自己说“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很难，再想想。”然后我会想想尼古拉斯的强壮，这也会让我更加努力。尼古拉斯常常启发我，这对我很有帮助。事实上，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十分紧密。 我们什么事情都一起做，也都达成了这些事情。但当我一年年的长大，一年一年的变独立，这种一家人齐心协力克服问题的状态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但不会是很多。我们之间的紧密且强壮的联系，这让我们跟普通的家庭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专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被周遭的杂事所打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团队，一直都是。我认为我的父母就是这个家庭的“充电站”，我能从中寻求支持，休息，排忧解难。
谢谢我的家庭，让我知道不失去自己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尽管有时这并不简单。F1是一个费力又快速的行业，在这里有时会很容易就迷失了目标。有时专心于手上的工作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这里，你需要尽可能地来保持你的处事风格，不要因为一些小利而改变。如果你坚守你的信念和价值观，我相信这里的事情最后都会顺着你来的。
2007年，汉密尔顿父子在迈凯伦维修区。 我的母亲卡门和父亲安东尼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之后我跟着我妈妈一直住到我十岁。在那之后我就搬到我父亲和我继母琳达这边住了。我的母亲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也总是在幕后帮助我，在远方祝我成功。我的继母琳达也是很好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继母了。我在精神上非常的依赖我的父亲，所以只能在周末看到他让我非常难过。他们那儿有着最棒的周末，我不会用任何代价来和别人换。但平时我还是和我的母亲住着，因为她更加近人。
你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总是一个是平易近人，一个老是要求人的。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平易近人的。对我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我的两个母亲都十分的照顾我，关心我。
比如说，我对待事情的方式是：不动摇，不放弃。我的爸爸几乎每一天都要这样提醒我一次。我一直意识到能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们有多么努力，和爸爸对我将来的期望。他用他的方式永不放弃，我也确信这这样的性格帮助我们得到了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都努力工作，永不放弃。我们也相信着同样的事情：诚实、忠诚和信任。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会说我爸爸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或许就不会发现我自己有赛车的才能。他是让我自己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的唯一理由，同时也让我发展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和我的“根”很亲近。我父亲在西印度格林纳达的家。那也是我真正的家，格林纳达人民真正的家。我的爷爷住在格林纳达，他开着一辆私人承包的小巴。他的乘客主要是学生，但他也常常会给任何需要的人搭车。他理应收每一位乘客的钱，但他太热爱他的工作。以至于有时，他会让人们免费搭车。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他。出于尊重小孩子们都叫他Dave叔叔，尽管他的真名是Davidson。几乎所有在格林纳达住的人都认识Dave叔叔。无论他去到哪里，人们都会亲切地叫他Dave叔叔。他是所有人的叔叔！一年前我爸爸出于安全考虑，给我爷爷买了一辆新的十八座小巴来替换那辆二十多年历史的老车。我想爷爷的那几个朋友可能都不敢相信。以前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小巴太慢了不想坐。现在有了新的小巴，人人都想坐它出去玩。
我总觉得这些事情都跟我很近。我喜欢格林纳达。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也可以在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住在多元文化的欧洲，有些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了。然而在格林纳达，一些人还住在牲口棚改造的房子里。我每年都会去格林纳达，有时一年两次。每次探访我都会对事物有了新的观点。对人生有了更好的理解，明白我有多么的幸运。尽管我是英国人，出生在英国；我的家庭，我的“根”和我的价值观还是主要是格林纳达人的。我的爷爷1950年代就来到了英国，70年代我奶奶去世后又回到了格林纳达。我爸爸也总是想着要回去。我也计划在将来人生的某一时段回到格林纳达，但不是现在。看到格林纳达的孩子将微笑挂在脸上，或许能帮助我理解自己的人生，更好的掌控人生。所以我的原则就是一直听从我父亲的，珍爱我的家庭，努力竞争，永不言败。最重要的是，把微笑一直挂在脸上。
当然生命中不只是只有好的经历，还会有十分挑战性的时期，你过一会就会看到，但那些不好的经历也会帮助我更加坚强。当然有着家人的支持，我已经两次强势反弹。我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在赛车里面是如此强大的一个人物。每次犯错和每一次好事一样，都被记录着。没有一天我不祈祷我能做得更多更好。但是你不能不动的等着，等着上天来帮忙。如果你想要一些事情去发生，你就必须完全靠你自己去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有责任让人们感到开心，让年轻的孩子们更有决心。对我来说着是件乐事：这不仅仅关乎于赛车，这是我很享受的其他事情。我的确有时会祈祷-我的爷爷非常的虔诚，他每天都去教堂。时不时的我就会去做祷告来表达我的谢意。我不会只在困难中做祷告来寻求帮助。还会在我开心的时候，去感谢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问题，就像种族对我而言也不算是问题。我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在两岁的时候就洗礼成为天主教，人生中也有许多事情要考虑到我天主教的身份。有时，如果我有麻烦了，我会去祈祷，但我没有非常严肃的去对待它。话说回来，我的家人也不会非常严肃的祈祷，尽管我们都相信上帝。我总觉得不仅是天赋让我获得了今天的成就，重要的还有上帝的保佑。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和一个常人无法体验的才能。我总觉得这些是一个有着更高力量的人给予我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有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自己的才华。有时在发现才华的途中甚至会被人误导。我足够幸运，能发现自己的才华，也没有让人误导。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自己的目的，所有人也都会在自己生命中的某个点发现能改变人生事情。
有些人认为种族，或肤色的不同会是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信仰的不同也会是一个问题。简单来说，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不公的待遇。我不喜欢品行不端、不礼貌、不尊重他人的人。我想这都是从我儿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吧。我在学校有过一阵子不如意的日子，因为总有小恶霸来欺负我。他们或许是嫉妒我每个周末去开卡丁车吧，又或许只是他们纯粹的不喜欢我。我尝试着通过保护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于是我去学了空手道。这是我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喜欢纠缠不清的矛盾，我更愿意把问题提上来。我对于这种事的立场就是恰当的解决。
我年轻时还有许多其他的经验，有些好的，有些坏的。但不论如何，我都从里面学到了些东西。1997年，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去了我人生的第一场大奖赛。那是在斯帕的比利时站，我和爸爸作为迈凯伦-梅赛德斯的贵宾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我记得在和老爸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埃迪·埃尔文。我站在那儿，怀着崇拜之心，想找他签名。然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或许是埃迪正好忙到不行，没空来被人打扰；又或者他只是心情不好。有许多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给我签名。然而在那时，以我的年龄，我并没有想太多。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这种感受，至今我也忘记不了这给我造成的影响。
1998年，汉密尔顿和库特哈德在迈凯伦-梅赛德斯青年车手计划的活动中再次见面。 另外一个车手向我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对待车迷的方法。那是大卫·库特哈德。我同样是在斯帕认识他的。他回到车房的时候，我正好站在车房门口。一开始他径直走过了我和我爸。但当我向他喊道“大卫怎么样啊？”，他一愣，但之后立刻回答我“不错，刘易斯，你怎么样？”他竟然认识我……那感觉简直是太棒！ 他曾经看过我开卡丁车，就此记住了我。 所以我十分感谢。从此，我就一直很尊重库特哈德。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也教会了我许多。比如，勤说“你好”。
我可以说这两种不同的经验让我确定了如果我将来有给别人签名的机会，或要花我一点时间的时候，我会怎么做。我会尝试着优雅和尊重的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努力的来照顾我的车迷们。我知道不总是简单或者可能的去陪车迷们，但这是我的目标。
事实上，知道我参加F3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我自己的车迷们。他们崇拜我所做的事。当他们想过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总是很满足。尽管我觉得我还只是一个普通车手，车迷们还是对我很礼貌，也给了我许多支持。我还没有习惯如此，但我从中学习了。世界各地都有我的粉丝，甚至有人专门从日本过来看我的比赛。我总是能尝试着给他们留一点时间，因为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比赛周末里很难留出时间给车迷。
当我进入GP2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时间变得更加珍贵了。但我还是会留出足够的时间，四处走一走，感谢一下车迷们。当我进到F1的时候，留时间出来就更困难了，但我已经预料到了如此。所以当我出发去第一站澳大利亚站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留时间给我的车迷们。我想着如果我计划八点钟到达赛道的话，只有半个小时给留给车迷签名，因为八点半有车队会议。于是我决定七点半就去赛道，用多出来的时间来多给车迷签名。想到能够让别人快乐总是让人很开心的。然而我记得周末有一天我是在尝试着参加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我有轮胎简会，工程师会议和许多其他的车队会议。然后我不得不赶回酒店参加一个雨果·博斯和梅赛德斯-奔驰的活动。太多事情，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我完全没有时间在车迷等候我的出口给大家签名。我不得不直接从围场径直走向接我的司机，下车后再径直走回围场。走进走出不作停留。忽视这些粉丝让我心里很不好受，这和我当初设想的完全相反。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晚上睡觉时脑海里还想着怎么解决。
于是第二天我确保我签了足够多的照片和海报，大概一百多份吧。不单单是签名，我还在上面写了“对不起”和“谢谢”。第二天我又早去了，签了很多签名，同时还发了很多海报。这感觉棒极了。许多粉丝甚至在我面前惊喜的打颤了。作为一个人类，能让人激动的打颤，这感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又不是什么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大明星。你可能说我是一个F1车手，然而在我看来，我们都是在一个级别上的。如果我的签名能让一个人能快乐一整天，我真想从我的日程中再多抽点时间出来给车迷们签名。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也就感到快乐了。
我从不相信做错事可以取得成功，从不！我们一家都是非常好胜的人，没人喜欢成为失败者，特别是我爸。虽然他教会了我如何对待胜利和失败，他也会承认失败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验。失败只会让你对成功的渴望越来越厉害。但人们常常难以发觉。这种渴望甚至会在输家的脸上展现出来，就算是一局家庭台球，又或是在比赛过后。我们父子俩在为人处事方面很相像。就像我之前所说，我们也相信同样的原则：诚实，忠诚和信任。所以我们都觉得F1围场当中的政治斗争非常难以掌控。就像我当时说的，这些政治令人讨厌。所有人都知道车队和法拉利之间的斗争，我们都不想看到这场大矛盾会发生在我的第一个赛季之中。
我想这或许和我想正当的做所有事的这种诚信有关，我总是想光明正大的赢。有些比赛我可能决意想赢，但我绝对不会作弊。绝对不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07年收到对车队的指控时会变得十分情绪化。但我选择不去相信任何流言蜚语。我完全相信罗恩·丹尼斯，车队和车队的价值观。
对我而言，我所需做的就是不去理睬这一切，专注于自己的比赛。我要继续做到最好，更重要的是，让笑容留在脸上。虽然在那个时候，做到这些并不简单。感谢我父母和家庭给我的良好家教、建议和鼓励，让我在这如此复杂的时期能保持好的状态。在经历过我儿时所经历过的事、像我一样用一双普通的眼睛领略过Stevenage，伦敦，格林纳达和其他地方的生活的经历，再加上我所经历的赛车生涯之后，我学到了如何来克服这些不愉快的事。这样我才能让我做我该做的事-赛车。
能够控制自己，补救自己，是重要的。但我和尼古拉斯玩游戏的时候，我总是尽全力的去打败他。我从不在任何地方让任何人轻易取胜。我一直是如此的充满竞争性，想要赢下一切。但我绝不会使诈。我就是喜欢赢的公平，或是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心理强壮是非常重要的。在表面上，我大部分时间看上去是很酷的。但心底里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乎这些事。我喜欢和家人呆在家里，和这所带来的平等。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感性的，这是我们的天性。然而在F1当中，你必须要变得冷酷和自私一点。我想，人生中总有那么几个时候，人会变得非常自私。但如果我在我的家人身边，我可以把我的情感平衡好。
赛车一般都会占据我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所以我任何休息的周末对我都是重要的。并且，能有机会回到我自己的家或者我父母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家就像是我的充电站，它会把我的精神状态调到最好。我的力量来自于我的家庭。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是在一起，那就够好了。
你可以在许多地方获取自己的精神能量，但同样也有许多地方会消耗你的精力。就我而言，问题出在能量消耗的人和事上。我父亲的工作就是帮我解决这些事情，他会承受这些负能量。这年头很容易就被某件事情给困住，到头来耗尽了自己全部精力。
这个把负能量转变为正能量的方法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事。只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错误，或者任何事情，来把它变得积极。我不能用这个方法来面对一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还是太大了。这时，我就需要我爸，或者我妈，又或者我的好友们来帮忙。我们会互相讨论各自的问题。只要两人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方法就有效。
我从八岁开始，就知道要多想事情好的一面。我总是想去感谢我所得到的机会。即使我一直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只要没有这些机遇，我还是做不到今天的成就。所以我经常感谢这些机遇。同时，家人的支持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一直说：“家庭要越亲近越好。”
不只是平日生活里，想积极的一面、多感恩的处事原则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也很有用。迈凯伦和梅赛德斯-奔驰对我很是忠实，我也希望这是相互的。我觉得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将会和他们一起度过。对我来说，忠诚很重要。从友情的角度来说，忠诚意味着你能相信的朋友。我尝尝很直率的告诉朋友所有事情。有可能这样会影响到他们，但我只是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告诉他们我的事情。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这么好的人生。我有才华，还能在我23年的人生中常常享受生活。我们一家有过很艰难的日子，也有过极好的时光。但最重要的是，要在所有事情中，学到新的东西。
1930年宾利Speed Six “Old Number One”
1930年6月21日至22日举办了第8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Woolf Barnato和Glen Kidston驾驶4号宾利Speed Six（代号”Old Number One”）获得冠军，而2号宾利Speed Six则获得第2。至此，宾利连续获得了1927年至1930年的勒芒冠军，而Woolf Barnato则连续三次夺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勒芒是第一次有女车手参加比赛，她们分别是Odette Siko和Marguerite Mareuse，驾驶的是一辆布加迪Type 40，并且以第7的成绩完赛。
宾利自从1923年参加首届勒芒以来，共计获得5次冠军，宾利因此声名鹊起（在当时，参加勒芒比赛是汽车厂商提高品牌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在获得1930年勒芒冠军之后宾利宣布退出勒芒，宣称已经在速度和可靠性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不过，接下来，有一家来自意大利的汽车厂商开始了另外一段勒芒传奇。
1929年宾利Speed Six “Old Number One”
1929年6月15日至16日举行了第7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而这次ACO将赛道的长度从之前的17.262公里缩减了大约一公里。宾利在这次获得了其在勒芒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有4辆宾利包揽前4，其中获得冠军的是由宾利主席Woolf Barnato和Henry Birkin驾驶的1号宾利Speed Six，代号”Old Number One”，后面则是三辆宾利4½ Litre，分别是9号，10号以及8号。
Speed Six是基于宾利6½ Litre的性能版本，而6½ Litre的诞生则源于一场马路上的飚车。在1924年的时候，W. O. Bentley驾驶一辆代号为”Sun”的宾利4¼ L（直列6缸）去观看1924年的法国大奖赛，在回迪耶普的路上遇到了一辆劳斯莱斯，于是两名司机不谋而合，在路上展开了一场飚车，最终劳斯莱斯的司机由于帽子掉了而停车去捡。宾利的”Sun”在回到迪耶普之后轮胎磨损严重。
在这次飚车之后，W. O. Bentley意识到”Sun”相比劳斯莱斯并没有优势，于是他将这台直列6缸发动机升级到了6.6升，这辆宾利6½ Litre在3500转的时候可以输出147匹马力。
基于宾利6½ Litre的Speed Six可以在3500转的时候输出180匹马力，而参加比赛的版本则可以在3500转的时候输出200匹马力。
1928年宾利4½ Litre “Old Mother Gun”
第6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28年的6月16日至17日举行，宾利后来的主席Woolf Barnato和Bernard Rubin驾驶4号宾利4½ Litre获得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Bernard Rubin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勒芒冠军的车手。
4号宾利就是那辆在1927年曾经非常有机会获得冠军的”Old Mother Gun”，而这辆4½ Litre则是来自宾利的创始人Walter Owen Bentley的杰作，他将原有的一台3.0L的引擎升级到了4.4L。其实，在当时，甚至已经有一台6½ Litre的引擎，不过，糟糕的轮胎性能使得Walter Owen Bentley不得不将其中的两个缸拿掉，最终变成了一台4.4L的引擎。这台引擎的Touring版本可以输出110匹的马力，而赛道版本则可以输出130匹的马力。最大转速限制在4000转。
尽管宾利4½ Litre非常重（达到了1.625吨），并且体积庞大（4.38米长，轴距达到了3.302米），但是它是一台非常均衡以及转向灵敏的车子。
最终，4号宾利创造了111.219公里每小时的平均时速，跑完了2669.272公里。除了4号宾利，还有两台宾利4½ Litre参赛，分别是3号和2号。其中3号宾利跑出了8分07秒的最快圈速，最终获得第5名，而2号宾利未能完成比赛。
4号宾利”Old Mother Gun”, Woolf Barnato（左）和Bernard Rubin（右） 1927年宾利3 Litre Super Sport
1927年6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第5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相比1926年41辆参赛车辆而言，这届勒芒只有23个参赛名额，更雪上加霜的是，有一辆Tracta车子在去往比赛现场的路上撞毁，从而最终参赛车辆只有22辆。而在1925至1926年获得两连冠的Lorraine-Dietrich也未能参赛，很多厂商都因为合并，破产以及财务问题而缺席比赛。
在1926年的勒芒比赛中，Dudley Benjafield和Sammy Davis驾驶的7号宾利3 Litre Speed Model在比赛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候撞毁，在1927年的勒芒比赛中，他们驾驶一辆宾利3 Litre Super Sport卷土重来，绰号”old No.7″，只不过真正的号码其实是3号。Andre d’Erlanger和George Duller则驾驶2号宾利3 Litre Super Sport，最高时速可达161公里每小时。
宾利的王牌其实是Leslie Callingham和1924年冠军Frank Clement驾驶的1号宾利4½ litre原型车（之后才量产），别号”Old Mother Gun”，这也是当时唯一一辆处于5.0升组别的车辆。
在发车的时候，1号宾利”Old Mother Gun”毫无疑问的跑在第1的位置，排在第2和第3的分别是3号宾利以及2号宾利。Frank Clement驾驶的1号宾利在第2圈的时候就打破了圈速记录，几圈之后，他在这条17.3公里的赛道跑出了8分46秒的成绩，定格了全场的最快圈速，并且这是在发动机舱盖竖立的情况下跑出的（当时要求发动机舱盖在比赛的前三个小时要竖立起来）。
然而，在White House弯道， 一辆Théophile Schneider由于对入弯速度判断失误，导致车子打转，最后停在赛道上。后面的车子由于视线问题而导致一系列连锁事故发生，1号宾利和2号宾利最终退赛，而驾驶3号宾利的Davis看到了一些碎片而减慢了速度，虽然最终未能完全避免碰撞，Davis重新发动车子，并将车子开回了维修区，和Benjafield对车子做了一些检查和维修（当时基本是要靠车手自己对车子进行维修），其中右边大灯损坏无法修复，而右前轮也弯曲了，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Davis决定继续比赛，他开着这辆车子继续开了6圈，以确保车子是没问题的，接着由Benjafield接过了方向盘。
最终，伤痕累累的3号宾利获得当年的勒芒冠军，平均时速只有98.74公里（共计只跑了2369.807公里，远远低于1926年的2552.414公里），他们回到英国也因此被称为国家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宾利车手们被称为“宾利男孩”。
”宾利男孩“在Savoy酒店庆祝胜利 1926年Lorraine-Dietrich B3-6
第4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于1926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Robert Bloch和André Rossignol驾驶的6号Lorraine-Dietrich B3-6获得了冠军，他们的平均时速为106.35公里每小时，共计跑完2552.414公里（147圈）。这是勒芒历史上第一次平均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也打破了Selwyn Edge于1907年在Brooklands赛道举行的赛车运动历史上第一个24小时耐力赛所创造的距离记录（约2545公里）。
1926年对于Lorraine-Dietrich而言是最辉煌的，除了6号获得冠军之外，5号B3-6以及4号B3-6分别获得第2和第3名。
